“一封朝奏九重天，夕貶潮州路八千。”韓愈向唐憲宗上《論佛骨表》后，憲宗盛怒，將他遠貶潮州。在唐代，嶺南地區在中原人的眼里，是蟲媒猖獗、瘴癘流行的地方。遠謫潮州，無異于判了死刑。但是，貶謫正是這樣悖論般的存在：本意是讓有罪之人在荒蠻僻壤接受懲罰，最終卻無意間促進了中原文明向四周的傳播。韓愈在潮州驅逐鱷魚、興修水利、贖放奴婢、興辦教育，極大地改善了潮州的面貌，更在當地樹立延續至今的興學崇教之風。所以，在今天的潮州，你可以看到山名韓山、水名韓江，韓愈成就了潮州，潮州也記著韓愈，“一片江山盡姓韓”。
      “一從坡公謫南海，天下不敢小惠州。”這是晚清詩人江逢辰對于蘇東坡的感激。對于儋州，何嘗不然。對于海南而言，蘇軾有著類似于韓愈之于潮州的地位。宋代海南島的教育相對不發達，農業落后，人口稀少，當地黎族尚處于部落社會，與中原大地高度發達的農業文明相比差距較大。如果憑借當地自己的力量，要達到中原的文化教育水平是很艱難的。蘇軾等中原大儒遭貶入瓊，反而成為海南蒙受教化、邁向文明的寶貴契機。這正是五公祠中的對聯“唐宋君王非寡恩，瓊崖人民有奇緣”的用意。
      瓊北地區歷史上經歷了劇烈的地質運動，形成諸如火山巖等各類頗具特色的怪石。儋耳山是儋州境內的一個高山。東坡登儋耳山，望見海闊天空，寫下《儋耳山》一詩。

突兀隘空虛，他山總不如。

     儋州之地一馬平川，少有高峰，所以登儋耳而望，唯覺此山突兀而立，四處茫茫，傲然聳立，無山可比，仿佛直頂青天。此時，東坡環顧四周，看著路旁的塊塊怪石，想到女媧以七彩石補天的故事，嘆息說這些荒廢在此的石頭盡是女媧補天剩下的寶藏。人之賢能或不肖，固然在于境遇，更在于其品性。《孟子·離婁下》中講：“禹、稷、顏回同道。禹思天下有溺者，由己溺之也；稷思天下有饑者，由己饑之也，是以如是其急也。禹、稷、顏子易地則皆然。”說大禹、后稷、顏回地位不同，但都是同道之人。大禹看到天下有困于洪水中的人，就像是自己困在洪水中一樣。后稷想到天下有饑餓的人，就如同自己也饑腸轆轆似的，所以他們去治理洪水、教民稼穡。他們雖然地位迥異，功業不同，但是用心一致，勤勉做事，幫助他人，即使換個位置都是一樣的。所以，海南固然是東坡的人生絕境，但這并不妨礙他照耀一方的文化天空。
      “異地則皆然”，東坡在朝為官可以仗義執言，貶官邊鄙也照樣竭盡自己的才華為地方做事。東坡貶謫儋州，看儋州社會落后、教育不興，所以開東坡書院，廣施教化，培育賢才。對于儋州士子而言，是平生難得的機遇。姜唐佐是儋州當地的小儒生，幸而受教于東坡。東坡對他極為欣賞，在扇上題句“滄海何曾斷地脈，白袍端合破天荒。”意為中原的禮樂文明并不因海南島隔著瓊州海峽而斷絕，姜唐佐定會科舉高中，為海南文化上添上濃墨重彩的一筆。后來東坡遇赦北返，病逝于常州。后來姜唐佐果然高中舉人，在京城遇見蘇軾之弟蘇轍。蘇轍感慨萬千，遂題下《蘇轍續東坡題扇贈姜唐佐詩》，補足東坡之句。
      海南島地處炎方，漢黎雜居，社會落后，但也有如姜唐佐那樣卓異的人才，在他身上仿佛有戰國時期齊國稷下學宮博學之士的風采。從瓊州（即海南島）那樣荒蠻落后的地方過來，到廣州科舉考場上嶄露頭角。正是應了東坡當年題句“滄海何曾斷地脈，白袍端合破天荒”。今天他身著錦衣，千人矚目，我們才佩服東坡眼光獨到，見識長遠。
      極端困苦的海南歲月最終也挨過來了。在貶謫史上，有太多的人在精神與物質雙重的痛苦中陷入絕望，最終無聲無息地走向墳墓。但東坡不然，“易地則皆然”，在朝廷則心憂天下，在海南則教化海南。最后，讓我們讀一首《別海南黎民表》，看東坡晚年的人生境界。
      他認為，貶謫到海南儋州不是可怕的悲劇命運，而是冥冥之中本就是海南儋耳人，只是前半生寄生于西蜀眉山而已，所以不抱執念，“此心安處是吾鄉”。在海南舉賢興教，是造福桑梓的本分事業。現在，我要渡海遠去，就像是所有海南人一樣，是踏上遠方的旅途。人生的生活、死亡、夢境，三者之間并無優劣之分，就像是莊周夢蝶一般，是相互轉化的不同事物。臨別之時，所放不下的是今后與海南黎族人民再無相見之期，所以他依依惜別，再三寄語，只愿海南文教興盛、百姓安寧。在《瓊臺紀事錄》，稱頌蘇東坡對于海南教育事業的貢獻。“宋蘇文忠公之謫儋耳，講學明道，教化日興，瓊州人文之盛，實自公啟之。”（朱澤明）